过去人们都认为,“这是我拍的电影!”但实际上有没有想过,这不是一部虚构电影。如果是虚构电影,台词是你写的,编剧是你做的,场面调度也都是你自己安排的,那当然可以作为你的智力成果。但是在民族志电影的拍摄者,人家说话并没有经过你的安排,人家去做自己的事情,比如举办一场婚礼、种庄稼、喂猪、做饭……人家并没有在听从你的安排和指挥,就像你刚才说的,我们是借助了别人的行为,借助了别人的面部表情,借助了别人说的话,来完成我们自己的表达。这个表达不是我告诉别人这什么,而是我对他们文化的理解。如果我们真正能够理解,或者在心态上放低一点,承认这个影片就是摄像机前的人跟我们合作共构的成果的话,那这种权力关系就会稍微平衡一些。如果觉得这个电影就是我的成果,那么这种不对等的关系就会越发偏离。但目前我很悲观地认为,这种关系其实是很难化解的。除非有一天,我在拍别人的时候,别人同时也拿着机器怼着我拍,我们俩一直这样互拍下去,他来表现我,我去表现他,但其实这之后也形成了两个不对等的关系。这份心意被艺术家们以音乐的形式巧妙回应。音乐会开篇,在中国观众心目中占据着特殊地位的《红旗颂》率先奏响。这是没有出现在曲目单上、甚至在演出当天下午采访时也未被捷杰耶夫提及的惊喜。当熟悉的旋律响起,观众们惊呼出声,继而无法抑制地鼓起掌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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